补欠账、正视听、寻动力……这项事业能否做好事关每一个中国人！

自２００８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正加速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去几年来，体育在国家战略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回望中国体育近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其中有成绩，也有不足。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需要加快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才能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工人日报》微信（ID：grrbwx）今日“聚焦体育深化改革”，力争通过探究中国体育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为中国体育全面推进改革创新鼓与呼。

体育体制改革篇

今天的改革弥补昨天的欠账

今年２月，姚明在天坛饭店４层全票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李颖川将其界定为“体育事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为何体制改革再次成为中国体育事业改革的焦点？ 

说起国家体育总局的改革，就不得不提它的前身——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的全称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９９３年，国家体委发布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改革体育行政管理体制。１９９８年４月，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在这次改革中，最终形成了中心管理体制，国家体育总局下设职能司和２０多个项目管理中心，把项目管理的职责和权限划分给了项目中心。运行过程中，就是项目中心代政府的职能，国家体育总局通过项目中心管理各个项目，项目中心属于事业单位，这就形成了大家所说的‘四合一’。”钟秉枢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这套体制和机制在９０年代初期改革时说得非常明确，就是缩小政府职能，把项目中心管理下的协会逐步变成社会办体育的一部分，进而扩大社会办体育的功能。由此而言，项目中心只是一个过渡机构，协会逐步走向实体化才是改革的初衷。这在体育总局当年的官方文件中有明确表达。”钟秉枢说。但这一目标却在此后的20多年间，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央第１１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

“如果按照原来的改革方案走下去，将协会实体化，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设各个单项协会，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中国奥委会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也独立出来。如此分割就非常好办了。国家体育总局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或保留单独的局，或并入其他部委，大部制合作都没有问题。因为当年的改革思路就已经涉及这些问题了，并不是现在刚刚涉及。”钟秉枢说。

然而，由于我国的体育协会长期受制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前协会的力量还很薄弱。因此，在钟秉枢看来：“真正地要把协会实体化，特别是从省市到下一级都做实了，还有一个发展过程，且有赖于国家对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

竞技体育篇

被“误读”的竞技体育

近年来，社会舆论却对竞技体育尤其是举国体制屡有质疑。“金牌无用”“竞技体育投入过多”“举国体制导致中国体育发展失衡”等争论屡屡出现。

在体育界人士和不少专家学者看来，外界对于竞技体育和金牌的多元看法，固然反映出社会发展和价值观的变迁，但其中也存在不少误读。对于“取消全运会”的声音，国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前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魏纪中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取消全运会将动摇中国竞技体育根基。”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竞技体育人对“全运会不设金牌榜和奖牌榜”等改革措施有着清醒认识。广东省体育局竞体处处长柯国洪在接受采访时坦承：“竞技体育不同于群众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参赛队伍必须展现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体育人有自己的评价指标，不管有没有成绩排名，参赛就是要争金牌。”

其实，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一些人却认为两者的关系是非此即彼。对此，魏纪中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中国体育发展而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不是对立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有着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财政来源。相对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更具公益性，但民众也要重视投入，因为这是对自身健康的一个必要加强。”

如何切实推动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体育事业深化改革将是良好契机。体育学者金汕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还离不开举国体制，但必须要更符合体育运动规律。在体制上深化改革，才会有质的飞跃。”

钟秉枢对记者表示，我们现有的举国体制仅仅举了体育王国之国，这个王国是体育总局系统能管到的，能有权限去说话的系统，之外的都做不到，因而并没有真正的举国。而竞技体育的深化改革，就是要在体育、教育、科技、财政等部门之间相互协调沟通，建立协商机制。除了政府部门之间，还有社会组织之间，如单项协会、企业、学校、家庭等方方面面都需要转变。

体育产业篇

体育产业的新动力在哪儿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开启了中国体育产业的“黄金时代”。

然而，火热的表象之下，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现。“现阶段的中国体育产业，资本最热、市场次之、消费偏冷。尤其是从体育消费者的角度，其付费意愿、消费支出还没有与资本和市场的热度相匹配。”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兴起于2015年的体育产业类投资，在近两年来也呈现出冷热分化的明显趋势。国内某第三方数据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体育类投资项目多达151笔，是2014年同类投资笔数的3倍。但这一数据在2016年大幅下滑，尤其是种子和天使轮投资笔数骤减。据不完全统计，单在去年就有超过20个运动健身类创业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商业模式不清晰、难以继续融资等原因选择关闭或转型。

此外，国内体育产业市场的短板也非常明显。“事实上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还处于初期水平，总量小，从业人数少，盈利模式单一，市场发展还不规范。”钟秉枢对记者表示，“除了竞赛表演业外，健身休闲业的市场还远没有饱和。”

面对机遇和挑战，通过改革促进体育产业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正逐渐成为业内共识。“2017年将是中国体育产业能否实现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这与中国体育改革在今年全面推进有关。

鲍明晓认为，体育改革之于体育产业就是要力争实现政府、社会、市场和项目爱好者的“四位一体”，在此基础上赢得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空间。“对中国体育产业而言，如果不能通过改革释放运动项目的发展空间，热度很容易成为虚火。”

全民健身篇

当全民健身热遇上场地匮乏

２０１５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就《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了３３．９％，比２００７年提高了５．７％；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为８９．６％，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０．５％。

“最近两三年，中青年，包括成年人，特别是大城市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冬季去滑雪的，跑马拉松的，大多都是城市里的人在参与。”钟秉枢说。之所以出现了这些可喜的变化，钟秉枢认为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以前人们周末休息和带薪休假被压缩，根本没有闲暇去锻炼。在大城市，吃穿用度，尤其是住房的压力，让人们很少有余钱去健身，现在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吃喝玩乐变成了玩乐吃喝。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健身休闲才会被提上日程。”钟秉枢说，“再者，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强调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加班，领导不走，我们也不走。现在，青年一代并不认可这种文化，休闲与工作变得同等重要。”多重因素叠加，热火朝天的全民健身逐渐兴起。

然而，健身场地的匮乏仍然困扰着全民健身的开展。对此，政府提出了打造１５分钟健身圈，建设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场所。“从举国体制的角度讲，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强制性建设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场所，就是国家应该做的。它可以吸纳一大批就业人口，带动健身休闲业的发展。”钟秉枢说。

建设老百姓身边的体育场馆，政府必须加大全民健身经费的投入。１９９５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６章第４１条写道：“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

“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数据，而《教育法》则明确规定教育投入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４％。因此，难以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全民健身的投入进行考核。”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鲍明晓表示：“依据新时期全民健身发展所遭遇的新问题尽快修改《体育法》，无疑能为全民健身提供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工人日报体育版供稿

本期编辑：曲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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